并且按照普通法规则，第二次婚姻总是无效的，早期英格兰也将多配偶制视为是对社会的冒犯。

[34]规范有效性的实现要求大众的普遍化利益得以实现，法律体系得到了大众的忠诚和信任。只有最高层级的规范，即一个或多个道德原则，才是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去论证的、具有基础的有效性的知识。

而凡人权所在之处，即为国家义务并行之时，[44]所以我们认为，人性尊严为国家义务提供了坚实的正当性基础。[15]关于人性尊严之人的保护对象即人性尊严主体问题，判例对应于上述学说，从人格存在的人到现实存在的人，从胎儿到死亡之人，均包括在内。[48]以国家法体系层层向上回溯，一方面由下向上看，比宪法更上位的，亦即使我们非遵守宪法不可、合法化宪法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由上向下看，比宪法更上位的，亦即此宪法为什么要被制订，制订宪法的授权究竟根据什么被赋予？对这些宪法妥当性根据问题的回答，宜在国家法体系之外，即以上述凯尔森的根本规范角度予以考究。没有大众的忠诚，就没有合法性。趋同理论并不是主观见解的单纯堆积，而是对同一存在者[唯一存在论的真实]有了各种不同的、来自不同主体的、并且相互间独立的认识，趋于合一。

而最高理念是无限性的东西，所以不可下定义。②而夸克讲合法性的含义或基础时，称有三个需求，即被统治者的首肯是合法性的第一个要求，合法性的第二个需求涉及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认同，第三个需求则与法律的性质与作用相关联。由于意见对维系社会秩序是必须的，因而在这一意义上，不合理的意见具有了合理性。

因此，这样的批判是睁开眼睛批判，而不是闭上眼睛批判。尽管民族、民生、民权相互依存，因而理应表现为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问题存在差异，这个平衡点势必也会存在差异，并致使其中之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特别突出，从而成为问题的根本矛盾。而妥协是指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一方或多方，为推动事物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采取非对抗性方式以解决矛盾而遵循的思维方式、处事准则和制度规范。（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25.）[10]文化仿佛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面，外部世界必须象征性或者‘理论性地被描摹在上面。

3．表达技艺是政治智慧的手段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真理就其本性而言具有癫狂性(madness)。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家不仅要具备一般学者所具有的理论思维，还必须具备高超的宪法思维。

这样，每个人都会审慎地运用自己的权利与权力。否则，其最终结果可能是悲情的。这种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宪制的集体主义品格，且与民主集中制高度契合：在内涵方面，宪法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古人将其称为隐微修辞，政治上有忌讳而不直言的‘真正的教导，，这与任何人都能一读（听）就懂的俗白教导相对立。

然而，基于对民权、民生、民族三者关系的不同理解，国共两党对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从主体上看，正视当下政治，就是理解前人的智慧，设身处地地思前人之所思，想前人之所想，而不是两耳塞豆，思自己之所思，想自己之所想。当前，国人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评价不高，有学者甚至希望通过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一夜之间建立民主政治。因此，审慎要求遵循中道，而中道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相互妥协。

现代西方宪法立基于西方人的文化传统，记载了西方人的价值观，回答了宪法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宪法是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价值判断。但由于‘哲学从根本上就是要求‘真理来取代‘意见，而几乎任何政治社会的意见都不可能是‘真理，因此哲学对于政治必然是有颠覆性的，也因此哲学的真正教导即‘隐讳教导，必须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以免危害政治社会。

{16}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凝聚、协调、支配地位，使其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此理念下，西方世界经历几次工业革命，生产大量商品，从而使人免于匮乏与饥饿，并有余力追求人的尊严（笔者认为，民主政治是使人有尊严的政治）。

同时，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在实现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宪法自身的活力，使宪法真正得到公民的信仰。因此，既做横向比较研究，又做纵向历史探究，是中国宪法学理解、解释中国宪政的重要途径。言语适度是一种不十分确信的表现，是基于对个人有限性的认识。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的开始。尽管如此，但纵观理论家的思考与政治家的实践，我们可以将政治智慧界定为主体通过理论（或信念）改良政治生活的活动，因此是主体处理理论与政治之关系的实践活动。最后，文化作为长期实践的集体智慧，具有历史的惯性。

基于此，看问题不要孤立地看，要看到历史，要有历史意识，懂得历史渊源，这是基础。尽管中国宪法学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对中国社会的解释仍然相对乏力，其社会贡献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并不相称。

由于政治要求主体正视现实，理论要求主体追求绝对真理，而人的生活要求政治与理论审慎妥协，这就要求学者在两个极端（正视现实与追求真理）之间寻求妥协的技术：表达技艺。在这一意义上，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

毫无疑问，国情的这三个基本因素从整体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宪法思维的立足点，在于其赖以存在的现实社会，它关照现实生活以及社会运行实际，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着力点。

探索这种知识的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类，而统称为哲人。唯有如此，才不仅能够确立战略（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终极目标），更能与时俱进、审时度势，巧妙灵活地确立、运用战术（不同历史阶段内的具体方法）。然而，共产党自革命之日起，就充分理解民权、民生、民族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民生是民族的根本动力，民族是民生的必要条件。其次，正视还是一种为学的态度、一种精神境界。

{24}在我们看来，《宪法》序言与《宪法》第一条是中国宪法的灵魂，也是其他制度的基础，是理解中国宪法的钥匙。宪法、法律等社会现象只是部分表达这种集体智慧。

但对宪法应该是什么只能基于特定语境做具体回答，因而是个地方性价值问题。中国宪法学家的学术追求在于：发掘历史经验，拓展研究领域。

因此，宪法思维以构筑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为主要目标，以一种长远的未来眼光，注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孙中山先生最早看到三因素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并将中国问题概括为三民主义，后来国共两党都提出要继承三民主义。

（二）洞悉历史逻辑，把握宪政规律 人类政治从古代过渡到近现代的核心标志，就是宪政的产生。另一方面，学者的真理往往是少数人的知性活动，而大多数人生活在不合理的意见（与真理相对）之中。然而，现代宪法学是以近两百年来西方社会宪法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因而摆脱不了归纳法作为或然性推论的软肋，即西方现代社会以外的宪法现象能接受现代宪法学的检验吗？宪法的全球化（特别是非西方文化圈宪法的兴起）、欧盟宪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等新的现象都充分说明，现代宪法（学）的历史性、地域性，充分暴露了现代宪法学的理论困境。例如，如果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孙中山政党思想的演变，以及后来国共两党对孙中山政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仅以现代西方政党理论与制度作为研究工具，那么就不能合理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

[6]一部宪法也是如此，也必须为自身的正当性辩护，以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等问题。{24}为了正视现实，宪法学家应该培育一种基于宪法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培养基于宪法序言的政治意识。

这是由宪法学的职业性质决定的。上升的终点是哲学，目的在于为政治社会描绘一幅善的、正当的、理性的理想蓝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